教泽悠长的书院文化

    早在唐代，信州区灵溪人王贞白在永丰西山建书院。开宝七年（974年），南唐玉山县令杨文逸为孙儿杨亿在怀玉寺旁建的读书之所。北宋，铅山进士赵士礽（八个儿子都登进士第，有“一门九进士”之誉）在永平建书院。
    书院，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围绕着书，开展包括藏书、读书、教书、讲书、校书、著书、刻书等活动，进行文化积累、创造与传播文化的教育组织。中国书院，起源于初唐，产生于民间。唐代初年的书院，功能是民间藏书、读书，而不开展教书、讲书等活动。到了唐代中期，经唐玄宗等君臣“广学开书院”式的倡导，不但民间办书院更加流行，而且一些寺院也日渐流行建书院（称为“精舍”或“精庐”），以搜藏书籍供僧侣和贫寒士子读书。唐代后期，藏书的民间书院和寺院的“精舍”（或“精庐”）逐渐发展为一些学者聚徒讲学、研究学问的场所。唐末至五代，官学荒废，士子无就学之所，便有学者择“形胜之地”，建精舍为讲学之所，以满足学问无从之需。到了宋代，学校教育以预备科举为目的，不赞同学校成为科举附庸的学者就到山林中的“精舍”（书院）聚徒，勉劝学生莫问世事，莫羡荣华，专心求学。在宋代，特别是在南宋，很多书院是先有寺院后有书院。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后，至魏晋而兴盛。佛教徒每就山林名胜之地，建丛林，兴精舍，聚僧侣，修习禅道，研究经学。很多著名的僧侣既研读经学，也博览群书，兼容儒道佛。丛林精舍，环境优美清静，宋代读书人就常聚到佛家寺院来论道。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春夏之交，朱熹、吕祖谦、陆九渊、陆九龄等100多学者在鹅湖寺举行了为期5天的开中国书院“会讲”之先的学术辩论会。南宋淳熙十五年（1188年），在学术上主张“经世致用”的陈亮与辛弃疾“鹅湖同憩，瓢泉共酌，长歌相答，极论世事，逗留弥旬”。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。这两次历史上著名的学术辩论和极论世事的集会，都是在铅山鹅湖山的鹅湖寺。自南宋以来，上饶不仅因朱熹（朱熹祖籍婺源，上饶是他讲学论辩施教的主要地方）、赵汝愚（余干人）、汪应辰（玉山人）、程端蒙（德兴人）、陈文蔚（上饶人）等众多上饶儒学家热衷于讲学，兴办书院蔚然成风。
    读书人讲究“善美同意”、“天人合一”，追求“情景交融”的意境。“夫君子为学，必居于深山幽遐寥阒之境”（清，蒋士铨）。“于是，往往择深山僻坳幽静以为肄业之所”（明，王宗沐）。中国书院选址必择形胜之地。“自古名山僧占尽。”寺院幽静，就有官场失意的文人和贫寒士子来到寺院静思读书。而有不满科举制度的学者干脆就居住在寺院读书做学问。做学问需切磋交流。于是，常有学者聚到寺院讨论学术，评论世事，境内外士子因而上山或暂住，或读书，或采风。“采风之使，向奇之彦，济胜之流，裙屐时通焉。”（赵佑：《游怀玉山记》）因此，上饶的很多书院，是由寺院派生出来的。如怀玉书院、鹅湖书院、南岩书院、端明书院、信江书院、东山书院等，都是先有佛寺后有书院。

    武夷山和怀玉山下，信江两岸，鄱阳湖之滨，沃野千里，山川秀美，处处是读书的形胜之地。
    “山间茅屋书声响，放下扁担考一场。”这是说，即使是在上饶的偏僻山村，也处处都有读书声；逢上科考年，农夫樵夫也会放下扁担进城考一考。“隔河二宰相，百里三状元，一门九进士。”“兄弟三进士，六部四尚书。”这说明上饶崇教尚学之风久盛不衰，人才辈出。上饶各地书院兴盛，读书成风，所以上饶各地的寺僧也读书成风，禅林寺院纷纷建藏书楼，有的还由朝廷赐建御书楼。如宋仁宗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，朝廷赐鹅湖寺扩建御书阁12楹，藏历代朝廷御赐书籍。文化名僧既研究经学，也博览群书，亦儒亦僧，文化名僧辈出，如鹅湖寺的智孚、怀玉寺的志初等。
    而上饶人“向学”之风可上溯到唐代，兴办书院代代传承，尤其是南宋以后，上饶各地兴办书院蔚然成风，来自全国各地求学的读书人和讲学的学者络绎不绝。南宋至清，是上饶书院的鼎盛期，上饶各地有一定影响的书院就有168所。现在保存下来的名书院有鹅湖书院、信江书院、叠山书院、南岩书院、端明书院等。
    因为有两次鹅湖之会，江西提刑蔡抗访“鹅湖之会”址，便于南宋淳佑十年（1250年）在鹅湖寺旁建鹅湖书院。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，康熙帝亲自书赐鹅湖书院“穷理居敬”匾一面和“章岩月朗中天镜，石井波分太极泉”楹一对；为迎御赐匾楹，江西、广信、铅山三级官吏和地方士绅纷纷捐资对鹅湖书院进行大规模修复扩建，使之占地面积2.1万平方米。竣工后，鹅湖书院以其恢弘的气势、超大的规模和其在书院历史的地位与影响而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。
    怀玉书院的源头，可上溯到杨乙（北宋学者、文学家、“西昆体”诗魅）精舍。杨乙精舍，是开宝七年（974年）南唐玉山县令杨文逸为孙儿杨亿在怀玉寺（唐代名僧禅月贯休大师于贞观十年——636年创建）旁建的读书之所。杨亿成名后（杨亿在怀玉山读书读到11岁，被传为“神童”，到京城开封考试，一举中进士，入翰林学士，并成为宋初“西昆体”诗集大成者），不断有人来到“杨亿精舍”读书。北宋谏议大夫尹禾啬卸任后，于绍兴六年（1136年）来到怀玉山“杨亿精舍”开馆授徒。第二年，尹穑在“杨亿精舍”旁修营建书屋，名为“方斋”。后来，又有人在此相继建起了草堂书院、斗山书院、芳润堂书院、怀玉书院。草堂书院建于南宋淳熙年间。明嘉靖年间，江西提学副史王宗沐在《怀玉书院记》中说：“金刚峰下为怀玉寺，稍南，为怀玉书院（草堂书院），宋朱子（朱熹）讲学其中。”清乾隆年间，江西布政使汤聘说：“盖朱子即杨文公读书之处建书院以讲学，曰：草堂。后人更之，曰：怀玉。”（《端明书院记》）。“鹅湖之会”后，朱熹、陆九渊、吕祖谦先后到草堂讲学多次。1176年，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一封信上说：“吾悔不得自鹅湖，遂入怀玉，深山静坐数月。” 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，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（浙江人）到玉山县视学，上怀玉山主持修建书院，改名怀玉书院。当时怀玉书院的建筑，仿效白鹿洞书院的规模设计。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，王宗沐再次上怀玉山，“规定规条，申励约束”，购置书籍，查复遗漏田产，聘请著名学者主持教事，书院鼎新。此后，怀玉书院一直兴盛到清末。
    上饶城信江南岸，一脉势如游龙的南屏山自东向西至信江与丰溪河交汇处戛然而止，临江隆起的丘陵台地，叫道观山。道观山，“钟山（也叫黄荆山）峙于后，灵山揖于前”，黄荆山泉流淙淙，道观山林木深秀，其山光水色让人流连忘返，历来为达官贵人出游的好去处，是文人学士休闲、读书、吟诗作赋、谈论世事的好场所。早在唐代，信江南岸的这片青山中就建有“含辉阁”、“溪山堂”等人文景观建筑，宋代有“一杯亭”、明代“信美亭”等胜迹。唐以来，山中建有金仙院、鸡应寺、东岳寺等寺院。宋以后，黄金山下先后建有谱堂书院、曲江书院、钟灵书院、信江书院等书院。信江书院，是上饶人杰地灵的重要象征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，广信知府周镐元对信江书院大规模扩建。此后，陈世增、康基渊、王赓言、刘体等历届广信知府都对信江书院进行了扩建修缮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，康基渊扩建书院后改名为信江书院。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王赓言带头捐资卖下附近民房，使信江书院规模扩大到占地6万平方米（现遗存2万平方米）。极盛时，信江书院的楼榭泉池，星罗棋布，“自大门入，历阶而升，为前厅，为讲堂，为泮池……缭以石栏，荫以嘉植，静与神会，旷若天游。”（康基渊《信江书院记》）。
    叠山书院，位于江西弋阳县城东、滨临信江，占地近7000平方米，原是南宋学者谢枋得读书的地方。谢枋得，字君直，号叠山，与同榜进士文天祥齐名，后人把“文山”、“叠山”并称。元仁宗延佑五年（1318年），弋阳人不顾官府的阻挠，建成这座书院，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的民族精神和气节。书院礼堂大门上金匾“叠山书院”四字，为民族英雄林则徐手迹。主体建筑有明伦堂、文昌阁、桂花园、望江楼等。登楼远望，信江、龟峰尽收眼底。叠山书院自元、明、清以来，一直是赣东信江流域文化、教育中心之一，培育了大批民族英才。 1916到1919年间，方志敏、邵式平等革命先辈曾在此处求学，并秘密组织了赣东北第一个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“弋阳九区青年社”，发动了声震江西的弋阳人民抵制日货的运动。
    端明书院，位于玉山县城冰溪南岸的武安山下的普宁寺东侧，南宋学者汪应辰故居和讲学之地。汪应辰（1118～1176年），宋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中进士及第，钦点状元，官至端明殿学士、吏部尚书，晚年还乡讲学，建端明书院。此后，历代有修建，现在分建筑仍在。

    自唐至清，上饶出过宰相23人、进士2097人、举人2710人。宋明时期，从上饶走出的状元（13名）和宰辅冠江南。古代进士和名士层出不穷，现代大家和名流如潮涌现。如当代玉山更是为因培养了400多名博士（含院士）、3000多名硕士使“才子乡”、“博士县”美誉远播海内外。这些现象，无不说明上饶重教兴学，文风鼎盛。
    从前的读书人，没有不知道鹅湖书院的。现在的读书人，有很多也还是知道鹅湖书院的。每年都会有来自国内各地知名大学和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等地的海内外华人学者访问鹅湖书院。
    画家阎立本、茶学家和大诗人陆羽、民族英雄和大词人辛弃疾，以及曾几、王安石、陆游、韩元吉等众多的客居历史名人曾对上饶这块土地流连忘返，视为第二故乡。因为，书院之乡上饶教泽悠长。